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党委宣传部配图 摄影 杜超英) 经国家教育部批准,西北政法学院正式更名升格为西北政法大学。11月18日上午,西北政法大学在长安校区隆重举行设置暨揭牌仪式。揭牌大会由省委常委、省委教育工委书记郭永平主持,副省长朱静芝宣读了教育部更名通知;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袁纯清,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赵虹揭牌;教育部法学学科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张文显,司法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赵大程,省委副书记杨永茂先后在会上讲话。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省委常委宋洪武、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遵义、省高院院长赵郭海、省检察院检察长胡太平等出席会议。 西北政法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具有光荣传统的学校。其前身是1937年诞生的陕北公学,历经调整合并,于1958年成立了西安政法学院,1963年更名为西北政法学院。建校以来学校培养出法律等各类专业人才5万余人,为陕西、西北乃至全国的法制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截至目前,学校专业涵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商学、工学四大学科门类,学校在校本科生近1.5万人,研究生2400多人。 杨永茂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学校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说,西北政法学院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是学校综合办学实力提高的表现,也是学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它标志着西北政法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标志着陕西在建设高教强省的进程中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作为国家布局在西北地区的法学专业人才培养基地,西北政法大学在推进依法治国、促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等方面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 杨永茂希望西北政法大学的领导和广大教职工以更名为契机,再接再厉,戒骄戒躁,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始终牢记为人民办教育、为社会办大学的基本宗旨和历史使命,不断探索现代大学的教育理念和办学思想,认真贯彻“稳定规模、优化结构、深化改革、提高质量”的原则,坚持规模和质量的统一,以改革为动力,不断推进体制和机制创新,大力推进人才强校战略,切实加强人才师资队伍建设,把学校教学、科研、管理等各项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加快建设西部经济强省和构建和谐陕西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记者 王鸣琦)
2006-11-19新华网西安11月18日(毛薇薇)大雁塔旁,终南山下,历经风雨的西北政法大学已走过69年的光辉岁月。西北政法大学坐落于六朝古都西安,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富有丰厚文化底蕴的高等学校。 学校的前身是1937年中共中央创立于延安的陕北公学和1941年建立的延安大学,此后历经上世纪50年代的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和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等发展阶段,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和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革命干部。 1958年,西北大学法律系并入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成立西安政法学院;1962年与陕西财贸学院合并更名为西安政治经济学院;1963年定名为西北政法学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主管,1980年后成为司法部主管的全国五所高等政法院校之一。2000年,学校划转为中央与地方共建、由陕西省主管; 2006年11月正式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 陕北公学(1937-1941)——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干部高等学校1937年,为了培养抗日干部,党中央决定成立陕北公学,校址定在延安东门外。校长是成仿吾,副校长是罗迈(李维汉),陕北公学抗战时期与“抗大”齐名,强烈地吸引着全国各地和海外的进步青年奔赴这里。陕北公学开创了党办高等干部学校之先河,为党的干部高等教育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办学4年培养了13000名干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主席为陕北公学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 1938年3月10日,毛泽东同志又一次为陕公题词:“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他为抗日救亡而设,因为他收纳了全国乃至海外华侨的优秀儿子。”他豪迈地说:“有了陕公,中国就不会亡!” 校歌:这儿是我们祖先发祥地,今天我们又在这儿团聚,民族的命运全担在我们双肩,抗日救亡要我们加倍努力,忠诚、团结、紧张、活泼,战斗地学习!努力,努力,争取国防教育的模范。努力,努力,锻炼成抗战的骨干。我们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我们献身于新中国的建设,昂头看那边,胜利就在前面! 教育方针:坚持抗战 坚持持久战 坚持统一战线 实现国防教育 培养抗战干部校风:忠诚 团结 紧张 活泼 延安大学(1941-1949)——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大学1941年9月,经党中央研究决定,陕北公学与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吴玉章任校长,校址在陕北公学原址。1943年,延安“鲁艺”、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行政学院依次并入延安大学。延安大学历时8年,在艰苦的战争岁月,培养了万余名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培育了“立场坚定、公正无私、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老延大”精神,积累了创办综合大学的宝贵经验。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党的教育事业、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教育方针:适应抗战和边区建设需要,培养和提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工作干部。进行中国革命历史与现状的教育,以提高学员的革命理论水平;加强民主主义建设的思想修养,以培养学生的革命立场与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学校教育和各实际工作部门及实际活动相结合,以便使实际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达到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学与用的统一。 学风:自由思想 实事求是 埋头苦干 遵守纪律 主动自治 团结互助教风:教师有讲学与研究的自由;教师与实际有密切联系;教师与学院打成一片;教师经常进行自我教育。 延大教师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兼职教师,即实际工作部门的负责干部;一部分是专门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专家学者,可谓群贤毕至,大家云集。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1949-1953) 1949年,为了培养适应新中国政权建设所需的各类干部,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延安大学迁到西安,改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陕西省政府主席马明方兼任校长。1949年民大校部和二部迁驻高陵县通元坊;一部、三部迁驻泾阳永乐店。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坚持党对学校的领导,有优良的校风、学风,有充实的学习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她办学4年,为西北五省区培养了各类建设干部11000余名,为西北地区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校风:忠诚老实 实事求是 团结互助 艰苦朴素 西北政法干部学校(1953-1954)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1954-1958) 1953年3月,为了提高西北地区政法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改组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成立西北政法干部学校。1954年学校更名为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为西北及周边一些省份培训县级民政、司法、检察、监察干部。校址由通元坊迁至西安南郊。 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在办学5年中,为西北五省区和内蒙、河南、山西、四川等地培训在职公、检、法干部2154人;举办民族班17期,培训民族干部305人。 西安政法学院(1958-1962)——西北地区第一所高等政法院校 西安政治经济学院(1962-1963) 西北政法学院(1963-2006) 1958年8月,经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批准,西北大学法律系调入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成立西安政法学院,从此开始了学校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历史。 1962年陕西省委为贯彻党中央对于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方针,将西安政法学院、陕西财贸学院合并为西安政治经济学院。 1963年8月,国务院作出把西安政治经济学院分为西北政法学院和西安财经学院的决定;同年9月1日,西安政法学院正式更名为西北政法学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主管。到“文革”前,学校成为全国著名的四所高等政法院校之一,培养了一批哲学、法律、新闻等专业的优秀毕业生。为西北地区民主法制建设、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革”期间,学院惨遭破坏,直至1972年撤销。陕西省教育主管部门将学院教师安置在部分高等院校,保存了师资力量,为学院的复办储备了师资队伍。 1978年8月国务院批准西北政法学院在原校址复办。1979年开始招生,由最高人民法院主管。1980年以后划归司法部主管。90年代末,学院形成以法学为主、多学科、多层次协调发展的办学体系。 西北政法大学(2006-)——全国法律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西北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的中心、陕西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和研究的重要基地 2005年12月西北政法学院顺利通过教育部更名大学的评审,2006年11月正式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今天的西北政法大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具备了相当的办学规模和较强的学科实力、师资力量、学术环境、基础设施和管理水平,成为了一所以法学为主要特色,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高等学府。 西北政法大学将以本科教育为基础,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专业人才,为建设法学特色鲜明、人文、经济、管理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开放性、高水平的教学研究性政法大学而不懈奋斗。
2006-11-19西北政法学院更名西北政法大学 来源:人民日报 新华网西安11月18日(毛薇薇)11月18日上午,西北政法学院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仪式在陕西西安举行。 西北政法大学的学校的前身是1937年中共中央创立于延安的陕北公学。1941年,陕北公学与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1949年,延安大学南迁西安,改建成西北人民革命大学;1953年又改组为西北政法干部学校,次年更名为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1963年更名为西北政法学院;2000年,学院划转为中央与地方共建、由陕西省主管的学校。近年来,该校为全国、尤其是西部政法基层系统培养了大量的司法干部,被誉为“政法干部的摇篮”。 2006年11月西北政法学院正式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 据了解,更名后的西北政法大学将成为一所以法学为主要特色,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高等学府。学校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为15000人。西北政法大学由陕西省领导和管理。 辉煌的历史:从陕北公学到西北政法大学 新华网西安11月18日(毛薇薇)大雁塔旁,终南山下,历经风雨的西北政法大学已走过69年的光辉岁月。西北政法大学坐落于六朝古都西安,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富有丰厚文化底蕴的高等学校。 学校的前身是1937年中共中央创立于延安的陕北公学和1941年建立的延安大学,此后历经上世纪50年代的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和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等发展阶段,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和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革命干部。 1958年,西北大学法律系并入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成立西安政法学院;1962年与陕西财贸学院合并更名为西安政治经济学院;1963年定名为西北政法学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主管,1980年后成为司法部主管的全国五所高等政法院校之一。2000年,学校划转为中央与地方共建、由陕西省主管; 2006年11月正式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 陕北公学(1937-1941)——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干部高等学校1937年,为了培养抗日干部,党中央决定成立陕北公学,校址定在延安东门外。校长是成仿吾,副校长是罗迈(李维汉),陕北公学抗战时期与“抗大”齐名,强烈地吸引着全国各地和海外的进步青年奔赴这里。陕北公学开创了党办高等干部学校之先河,为党的干部高等教育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办学4年培养了13000名干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主席为陕北公学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 1938年3月10日,毛泽东同志又一次为陕公题词:“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他为抗日救亡而设,因为他收纳了全国乃至海外华侨的优秀儿子。”他豪迈地说:“有了陕公,中国就不会亡!” 校歌:这儿是我们祖先发祥地,今天我们又在这儿团聚,民族的命运全担在我们双肩,抗日救亡要我们加倍努力,忠诚、团结、紧张、活泼,战斗地学习!努力,努力,争取国防教育的模范。努力,努力,锻炼成抗战的骨干。我们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我们献身于新中国的建设,昂头看那边,胜利就在前面! 教育方针:坚持抗战 坚持持久战 坚持统一战线 实现国防教育 培养抗战干部校风:忠诚 团结 紧张 活泼 阅读全文 教育部对于同意西北政法学院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的通知 经批准 西北政法学院更名西北政法大学
2006-11-19本报讯(记者 呼延思正)西北政法学院更名设置为西北政法大学,昨日在长安新校区举行了隆重的揭牌挂牌大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虹、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以及陕西省领导袁纯清、杨永茂、宋洪武、朱静芝等出席了大会。 西北政法大学的前身是创立于延安的陕北公学和延安大学,曾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建设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经以后多年发展变化,1963年定名为西北政法学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主管,后成为司法部主管的全国5所高等政法院校之一。 在昨日大会上,副省长朱静芝宣读了西北政法学院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的通知。经教育部批准,西北政法学院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为多科性本科学校,同时承担研究生培养任务。学校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为15000人。西北政法大学由陕西省领导和管理,其发展所需经费由陕西省统筹解决。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袁纯清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虹为大学新校牌揭帷。新校牌使用了书法家舒同的字体。舒同生前曾两次为原西北政法学院书写过校牌,所写牌匾笔力雄劲、气势飞动。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党委宣传部配图 摄影 杜超英)
2006-11-19(党委宣传部刻录自陕西卫视11月18日18:30陕西新闻联播) 西北政法学院今天正式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代省长袁纯清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虹为学校更名揭牌。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省委副书记杨永茂分别代表司法部和省委、省政府致辞祝贺。 西北政法大学前身为1937年党中央在延安创办的陕北公学,后经调整、合并,于1958年成立了西安政法学院,1963年更名西北政法学院。 省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郭永平主持更名设置大会。 赵大程说,作为一所具有光荣传统的学校,西北政法大学不仅为我国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而且在办学思路、教学改革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他希望西北政法大学师生以更名为契机,把学校建设成为西北地区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基地。 杨永茂说,西北政法大学的更名标志着陕西在建设高教强省的进程中又迈出了重要一步。希望西北政法大学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不断提高办学治校能力,要坚持规模和质量的统一,建立重点突出、特色鲜明的学科体系,推动科学创新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要以改革为动力,推进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推动教学改革,要结合传统节日,开展特色鲜明、吸引力强的主题教育活动,为广大学生成长营造良好的氛围,为加快建设西部经济强省和构建和谐陕西谱写出更加辉煌的篇章。 省上领导宋洪武、刘遵义、朱静芝及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出席更名仪式。 (陕西台报道)
2006-11-18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2006年10月27日,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教授接受香港文汇报记者熊晓芳女士专访(冯卫国拍摄) 西北政法大學校長賈宇:用現代法律精神建一流服務型大學 香港文匯報駐陝西記者 熊曉芳 借西北政法學院將於11月18日正式更名為西北政法大學之際,記者專程採訪了西北政法大學校長賈宇教授。 秉承老延大傳統繼往開來 西北政法大學坐落於聞名中外的古都西安,是一所中央與地方共建的高等政法院校,是西北地方高等法學教育與法學科研中心。其前身是1937年9月成立的陝北公學,後經歷了延安大學、西北人民革命大學、西北政法幹部學校、中央政法幹部學校西北分校,1958年經中央批准,組建西北政法學院,承擔起為西北地方培養政法類專業人才的重任,2005年12月經教育部專家組評審升格為大學。建校以來,西北政法大學已培養法律及各類專門人才近6萬人,同時,隨著近年來教學改革的不斷深入,逐漸邁向以法為主、經、管、文、哲、工等多學科協調發展的多科型大學。 我國著名刑法學專家賈宇教授2006年6月出任校長以來,積極宣導“學術自由,服務為主”的辦學新理念。他表示,現代法律提倡民主、自由、平等、秩序、公正的精神,對於他所從事的大學管理亦有很大幫助。今年6月份上任的他決意要把西北政法大學建成一所學術自由、服務為主的外向型大學。 賈宇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西北政法大學在近70年的辦學歷史中,“老延大”傳統成為西北政法大學不斷創新、進取的精神源泉,長期的法律研究更使他認識到,將法治精神、人文傳統融入到大學管理中去,會促使西北政法大學成長為21世紀的現代大學,使之服務於西部,服務於更多的來西部創業的企業、客商。 服務於教學科研全力營造學術樂園 西北政法大學是現任校長賈宇的母校。1963年出生於青海省貴德縣的賈宇,1983年畢業于西北政法學院,獲法學學士學位,1986年在該校獲法學碩士學位;1992年考取武漢大學法學院刑法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師從著名刑法學家馬克昌教授,1995年畢業後回母校任教,2006年出任西北政法大學校長。賈宇教授主要學術研究為刑事法學和國際刑法問題,他長期關注的學術問題是“全球死刑的存廢問題”,學術造詣斐然,2002年被武漢大學法學院聘為刑法專業博士研究生導師,同年被聘任為國家司法考試命題委員會委員。 多年從事法律研究讓賈宇在大學管理中也頗有裨益,他把現代法學中民主、自由、平等、秩序、公正的精神運用到管理中,大力宣導服務型管理。他認為,管理是一個方面,更多的是服務,行政和後勤部門的管理者要更好的為教師和學生服務,而作為校長,他則會更多的為管理者服務。“大學不是機關和企業,其核心是教師和學生,主體是教學和科研。” 賈宇表示,要把西北政法大學營造成學術樂園和學問天堂。建設學科,創新學術,培養學者,優化學風,廣納賢才。 “在不違反國家法律的前提下,學術無禁區。”賈宇認為,學術管理行政化是學術的天敵,學術自治是所有學者的理想,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的分野亦是學術自由的核心問題,大學必須有學術創新的廣闊空間。他崇尚學術自治、學術自由,而且帶頭不擔任學術委員會主席和職稱評定委員會主席。 賈宇表示,近期將著力改善教師工作條件,增加學生對學校事業發展的參與度,規範管理後勤部門工作制度。快速建立現代化大學治理模式,管理權力下放,工作重心下移,充分調動各方積極性,樹立教職工的主人翁責任感,促使各學院進入良性發展軌道,擴大校領導思考更多大發展的空間。 為港企法律服務有得天獨厚優勢 “香港是與我校交流時間最長、交往最頻繁的地區,至少有10多年的歷史了。隨著國家西部大開發政策的深入和CEPA的實施,港企北上、西進已成為一大趨勢和潮流,投資西部的港企、港資、港商越來越多,由於兩地社會制度的差異,他們在西部投資的過程中必然會遇到各種法律問題,西北政法大學願借自己得天獨厚的優勢為他們提供相應的法律服務。”賈宇告訴記者,願與香港各界開展更廣泛的深入合作、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務。 賈宇介紹說,西北政法大學在為港商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務方面具有其他任何機構無可比擬的優勢。第一,西北政法大學歷史悠久,人脈廣播。最早可追溯到1937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創辦的陝北公學。2005年12月通過教育部專家組評審升格為大學。在近70年的發展歷程中,為社會培養了近6萬名政法專業人才,被譽為“政法幹部的搖籃”。第二,西北政法大學新建占地1078畝新校區,環境優美,功能齊全,全日制在校生達15000人。第三,西北政法大學是西北地方惟一的政法類大學,在辦學中,與西部地區的黨政和法律界建立了良好的人脈關係,在西部各省工作的校友也都可以隨時、隨地提供相關法律服務。 冀港生“北上”盼與港更多交流 賈宇介紹說,西北政法大學與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律師協會之間存在長期的合作,雙方多次互派學者和學生訪問和交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雙方也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今後將拓展協定交流範圍,簽署交流協議,深化交流程度,除加強師生間的交流外,加強教師長期進修和科研合作,例如聯合培養碩士生和學歷教育等。 賈宇極力推崇開放式辦學,他表示,要把眼光投向海外,擴大合作區域,把西北政法大學辦成近6萬名校友共同的大學。盡可能地擴展海外和港澳臺地區的優秀生源。西北政法大學擁有面向香港招生的名額,賈宇表示,歡迎香港學生踴躍報考,來十三朝古都西安學習。
2006-11-14华商报讯(记者 李勇钢)教育部日前复函陕西省政府,同意位于西安的西北政法学院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同时撤销原西北政法学院建制。 西北政法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7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的陕北公学。1941年,陕北公学与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1949年,延安大学南迁西安,改建成西北人民革命大学;1953年又改组为西北政法干部学校,次年更名为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1963年更名为西北政法学院;2000年,学院划转为中央与地方共建、由陕西省主管的学校。近年来,该校为全国、尤其是西部政法基层系统培养了大量的司法干部,被誉为“政法干部的摇篮”。 据悉,更名后的西北政法大学系多科性本科学校,以本科教育为主,同时承担研究生培养的任务。该校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为15000人。
2006-10-262006级迎新联欢会实况录像01 2006级迎新联欢会实况录像02 2006级迎新联欢会实况录像03 2006级迎新联欢会实况录像04 2006级迎新联欢会实况录像05 2006级迎新联欢会实况录像06 2006级迎新联欢会实况录像07
2006-10-19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高级法院副院长黄河 王莹摄影 □1987年,黄河教授开始在大学讲授农业经济法;2005年,他成为欧洲农业法委员会第一个中国个人会员 □因为长期研究土地法、关注农业法及“三农问题”,他被人称做“黄土地”; □在全国人代会上,从经济法角度阐述“三农问题”的他引起关注。 忧虑:学生不选修农业经济法 1987年,还是西北政法学院一名普通教师的黄河,怀着极大的热情承担了讲授农业经济法的任务,开始,前来听课的学生还很多,渐渐的,来的学生越来越少,直至少到无法再将这门课开下去。 身为老师的他很困惑,我国是农业大国、学校里有众多来自农村的学生,为什么没有人选修农业经济法?从学生那里他知道了原因:农业经济法不受社会重视,发展前景似乎也不乐观。 随后,黄河开始讲授与农业经济法相关的土地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土地价格上升,房地产业成为投资热点,黄河又开讲了房地产法。尽管如此,他心里仍在想着农业经济法。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待了来自哥斯达黎加的一位首席大法官,会谈中他了解到,哥斯达黎加是个农业国,而这位大法官竟是一个农业法专家,此次来中国的目的就是要了解中国的农业立法,是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的工作人员陪同该法官专程来西安与黄河座谈的。自此,黄河开始了与国外同行的学术交流和探讨,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黄河得知在国外专门研究农业法的人非常多,许多律师和法官都是农业法专家。 黄河开始思考:我们这泱泱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到了9亿,为什么没有人愿意研究农业法?改革开放多年了,为什么农民依旧不愿意用法律维权?一方面,多数农民缺乏法律知识和维权意识,不了解法律程序,经济上也有困难;另一方面,标的小、难办的涉农案件很少有律师愿意接手,这也是农民难以获得法律服务和援助的原因。 “‘三农’问题,是我多年来的一个研究方向,‘三农’问题关乎中国的前途命运,解决不好将会给中国以后的发展造成难以预计的困难,法制建设和制度建设将是保证‘三农’问题解决的重要因素。同时,我还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农村长大,对农村很有感情,我要尽自己的智慧服务‘三农’。”黄河说。 倡导: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 2004年初,我国部分地区发生了禽流感疫情,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很快控制了局面。黄河说,局面之所以得以控制,主要是政府给予了扑杀家禽的农民补偿,这种补偿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不过,尽管这样,农民仍有不同程度的损失。 “如果我们成立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不仅可以减轻政府的负担,而且可以减少农民的损失。我觉得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是很现实的,并且具有紧迫性。”2004年的全国人代会上,黄河领衔提出《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的议案》。 黄河说,我国农业保险起步较晚,发展缓慢,其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风险大、保险赔付率高,保险公司难以承受;同时,高赔付导致了高保费,高保费又令更多的农民买不起保险,农业保险发展走入了日渐萎缩的“怪圈”。 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和中央“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的方针政策是一致的。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一个特殊的产业,具有与其他产业不同的许多特点,如自然风险大、生产周期长、投资回报慢等。农业的这些特征表明,它不仅是社会效益高、自身效益低的基础产业,而且还是风险因素多,难以稳定发展的弱质产业,因此特别需要政府对其进行必要的支持保护,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是政府支持保护农业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黄河看来,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议》中的“绿箱”政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在实施农业保护时,必须采取以“绿箱”政策为主的间接方式。属于直接保护方式的保护措施,都位于WTO规定的“黄色”区域,而属于间接保护方式的保护措施,基本都位于WTO规则中的“绿色”区域,农作物保险与收入安全计划则属于间接保护措施之一。由于农业保险本身具有经济效益低、社会效益高的特点,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农业保险列为政策性保险,亏损由国家财政补贴。因此,我国应积极推进保险体制改革,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 呼吁:建立农产物产量担保制度 黄河提出的每一个议案都有充足的根据,这些根据直接来自生活实践。今年黄河领衔提交了《对于修改农业法》的议案,该议案4000多字,对农业法的指导思想、农业投入法律制度、农业补贴法律制度、农村金融及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等提出了具体的修改建议。黄河说:“农业法中规定的农村金融制度过于笼统,可以借鉴国外的‘无追诉贷款担保’制度,建立我国的农产物产量担保制度。比如农民要种5亩小麦,每亩可以收获300公斤,就可以按照每斤1.5元贷款2000元,以5亩地的产量作为担保,如果收成好了,农民把小麦卖掉后还贷款,如果因为自然灾害收成不好,比如只收了100公斤小麦,农民就可以用所收小麦冲抵贷款。” 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显示了中国领导人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也是中国农民的一大福音。黄河充满自信地说:“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作为人民的代表,我会不遗余力地履行职责。”
2006-09-28西北政法学院十多名大学生联合西安市总工会等部门,在碑林区临时劳务市场开展法律维权咨询与调研活动 暑期实践 和农民工谈心 2006-07-22 华商网 - 华商报 “您和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吗?没有签,那怎么保护您的权益呢?” “用工单位有拖欠工资的情况吗?讨不到工钱,您知道寻求哪些帮助吗?” …… 昨日上午,西北政法学院法学三系暑期社会实践队的十多名队员,与西安市总工会等多家职能部门,在文艺路口的碑林区临时劳务市场里,联合开展了法律维权咨询与调研活动。 社会实践队队长黄大成说,从5月底就开始筹划这项活动了。大家希望了解西安市建筑行业农民工的基本生存状况与法律意识,并根据搜集到的资料,形成书面报告,以期相关部门更好地解决农民工问题。 7月19日、20日连续两天,大学生们分别与西安市总工会就业服务中心和劳动权益服务站、西安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等部门座谈,了解了这些职能部门在促进农民工就业、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等方面的具体措施与工作。 农民工现状使大学生感慨 昨日,大学生们在碑林区临时劳务市场随机进行农民工生存状况与法律意识问卷调查,和农民工朋友谈心。大二学生邵琦和50岁的甘肃妇女杨素兰交谈了很长时间,工资低、工作时间长、从来没有签订过所谓的用工合同、也没有参加过工伤及养老保险,这些现实的普遍情况,让问完十多个问题的大学生邵琦一阵阵揪心。她说,通过对几位农民工的了解,这些情况其实还不是最严重的;农民工较为普遍的维权意识差,对政策不了解,以及在城市中遭遇的不被尊重的待遇,不时有农民工反映少数职能部门存在“踢皮球”的现象,是她连日来感触最深的地方。 但让人有信心的是,大多数被访问的农民工都表示出了对政策了解的期盼、对职能部门及社会机构扶助的渴望。 多个部门维护农民工权益 昨日进行宣传调研活动的还有西安市总工会进城务工人员劳动权益服务站的工作人员。该站站长冯桂萍表示,与高校的学生团体(暑期社会实践队)进行合作,根据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大学生的研判分析,获知新鲜的情况。 冯桂萍分析了目前农民工进城务工遭遇的棘手问题,如没有劳动合同、说不清楚给谁打工、不知道雇佣方的相关信息……作为“突出维护职能”的工会及进城务工人员劳动权益服务站等职能部门,都可以帮助农民工朋友维护合法正当的权益。 西安市总工会进城务工人员劳动权益服务站的电话是029-87264744、83041926。 一个大学生和一位农民工的对话 下面这个形式简单的对话,可以从一个侧面让人们了解到,农民工问题的症结所在。 大学生邵琦(以下简称邵):您好。以前,您与用工单位签过劳动合同吗? 农民工庞刚(以下简称庞):没有。都是口头上一说就行了。 邵:那出现过拖欠工资问题吗?没有合同,不好要工钱吧? 庞:(叹气)是的。那也没办法。要不来,就算了,反正打的是零工,工钱也不多。 邵:一天工作多长时间呢?庞:说不来,反正超过8个小时了。 邵:工资被拖欠了,知道找谁帮助吗? 庞:一般是直接找老板呐,找不到就没办法了。该找谁啊? 邵:如果生病了,会怎么办? 庞:扛着么。家里俩孩子都在上学,我会一直供他们。有了文化,才能改变命运吧。 邵琦分析,从对话中反映出一些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不强,遭遇的困难较多,往往出现心灰意冷的无奈情绪,这说明职能部门及社会机构的扶助力度还需要加大。 对美好的憧憬、对家人的爱,多少农民工背负着生活的重担,整个社会还需要从人本的视觉去平等地看待农民工、善待农民工。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 孙强 采写
2006-07-2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作风建设的实践探索 李伟弟 郑怡琳 1942年至1943年,张闻天(左六)率农村工作调查团进行“晋陕调查”。 资料图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执政党如果不注重作风建设,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就有失去民心、丧失政权的危险。”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对于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通知》,明确提出“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动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加强作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题中之义,更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保障。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并将其视为队伍建设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本文介绍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开展作风建设的实践探索。 以重视思想教育引领党的作风 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开展自我革命的重要举措,对于提升党员党性修养、强化作风建设至关重要。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延安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峻的革命形势和生存危机。对此,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对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强调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随后在形势与政策的推动下,党员队伍迅速扩大。据统计,截至1938年底,全国党员人数已达到50多万人。然而,由于党员大部分出身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思想认识上存留着不同程度的自由主义、利己主义、宗派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并且伴随党的发展过程,由作风不正、不实、不严所滋生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贪污腐化等错误倾向也开始显现。面对党内存在的诸多问题,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应在各方面起先锋模范作用,“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毛泽东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目的在于全党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提升党员的政治修养和理论水平。会后,中共中央以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和改造为主要内容,掀起了全党范围内的学习热潮。1939年2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干部教育部,任命张闻天为部长、李维汉为副部长。同年5月,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学习动员大会,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随后,中共中央相继出台《对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对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共中央对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和指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内容、方式、形式等做出明确规定,为理论学习的有效开展提供了重要保证。在这一时期,大批党员干部通过学习教育树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克服不良作风筑牢了思想根基。1942年至1945年,中共中央在全党范围内进一步开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即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以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为核心内容,通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系统纠正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倾向,为确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基础。尤为重要的是,党在此运动中所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更是党在作风建设实践方面凝结的宝贵资源,成为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思想武器。 以完善法律法规规范党的作风 以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来强化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中国共产党开展作风建设的有力支撑和重要遵循。延安时期,党内滋生出的诸如特权、腐败等不良作风倾向随着党的管辖区域和政令执行边界的不断拓展,对党的革命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因此,党中央将惩治贪污腐化行为、加强廉政建设作为整饬作风的主要着力点,并通过制定实施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来为其提供保障。如1939年4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在民权主义部分中明确要求“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1941年5月公布实施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进一步规定,要“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1943年2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在“厉行节约”章节中,着重强调“坚持廉洁节约作风,严厉反对贪污腐化现象”。在同年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中,更是明确规定了“积极负责,发扬创造精神”“公正廉洁,奉公守法”等干部准则。上述法律法规涵盖了宪法性规章、政府规定、行为公约等多个层面,不仅从不同角度对惩治贪污腐败、规范干部行为作出规定,更以其法律价值与效力,有力地加强了党的作风建设。除此之外,党中央还制定颁布了专门预防惩治腐败的专门性法律。如1938年8月,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这一条例明确规定了贪污的标准及惩戒力度。次年5月,边区政府又公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其中明确规定“贪污数目在一千元以上者处死刑”;“贪污数目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五年以上之有期徒刑或死刑”;“贪污数目在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者,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一百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苦役”。同时,对于犯本条例之罪者的惩处执行,也从以前“由地方法庭审判,呈边区高等法院核准后执行之”转变为“由司法机关审理执行”。这一转变使得审判执行流程得到简化,惩治效率得到提升,边区法律在预防和打击贪污腐败行为方面更具有实操性与威慑性。同时,上述法律法规的制定进一步凸显了党中央对惩治贪污工作的高度重视,更有力维护了党员干部的作风建设和构建边区政府的良好政治生态。 以开展民主监督推进党的作风 开展民主监督是加强作风建设的有力工具与关键手段。正如毛泽东所着重强调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延安时期,面对复杂的革命形势与自身发展需求,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民主监督的重要性,通过积极主动开展多种民主监督方式,全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以人民立场推动党的作风建设持续向好。如《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第十三条规定,“建立便利人民的司法制度,保障人民有检举与告发任何工作人员的罪行之自由”。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除了规定人民依法享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外,还强调“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1942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实施的《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中规定,“人民利益如受损害时有用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1946年4月实施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从根本法的层面也对此内容进行了强调,即“人民有不论用任何方法控告失职的任何公务人员之权”。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构建了全面的监督体系,主要包括党内和行政监督、参议会监督和检察机关的监督等类型,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多重保障。如在党内和行政监督方面,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做出《对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明确规定在区党委之下设监察委员会,并对监察委员会的职能做出了具体规定。同时,边区政府通过审计处及行政监督专员公署开展监督工作。在参议会监督方面,1939年,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一届一次会议上着重指出参议会有权监督、弹劾边区各级政府、司法机关的公务人员。1941年颁布实施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以明确的法律条文形式赋予边区参议会具有“监察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司法机关之公务人员”的职权,为参议会监督提供了法律保障,使其监督行为有法可依。在检察机关监督方面,1939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规定:“高等法院检察处,设检察长及检察员,独立行使其检察职权。”检察机关除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外,在检举政务人员的贪污受贿行为方面具有重要职能。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构建起了一套全方位、多层次、多维度的监督体系,推动党的作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确保了党的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行。 以深入调查研究转变党的作风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更是党在转变作风进程中的基础一环。正如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开篇所强调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内外环境极为复杂,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作风亟需纠正。对此,中国共产党将调查研究作为加强作风建设的工作方法。一方面,为保障调查研究工作的有序推进,中国共产党设立专门的调查研究机关。如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对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对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这两个“决定”明确规定各级党委和各根据地高级政府等都必须设立调查研究机关。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由毛泽东兼任局长、任弼时任副局长。次年3月,中央书记处发出《对于检查调查研究决定执行程度的通知》,要求各地对调查研究的落实情况展开全面、细致的检查,认真评定总结后电告中央。这一系列举措充分体现出党对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视,有效推动了调查研究工作的实际效果。另一方面,党员领导干部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积极投身调查研究工作。如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以张闻天为主要代表的延安农村调查团,深入陕北、晋西北开展农村调查研究,并在撰写的《出发归来记》调研报告中总结了调查研究的经验和方法。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也多次赴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在1941年12月至1943年5月,林伯渠带领调查团前往甘泉、富县、志丹等地进行实地走访。通过调查研究,林伯渠不仅深入了解到边区农民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而且在群众中广泛征集解决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的办法。此外,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中明确规定,陕甘宁政务人员必须要做到“调查研究,深入检查,总结经验”,这使得政务人员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有据可依、有令可循,切实改善了党的工作方式,赢得了人民的拥护,进一步推动了党的作风建设与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等要求紧密相连。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作风建设的实践探索,不仅使中国共产党凝聚起了强大的民心,更以“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实施效果。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牢记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吃透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把握相关纪律处分条规,为查摆问题、集中整治打牢思想政治基础;应坚持标本兼治、常抓不懈,持之以恒推动作风建设朝着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的方向稳步迈进,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优良的作风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前进,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研究”(22&ZD025),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团组织建设经验及其当代启示研究》(20CDJ005)的阶段性成果】 【人民法院报】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作风建设的实践探索https://rmfyb.chinacourt.org/content/202504/18/article_971984_1391020623_5996048.html
春风拂古镇,光影映笑颜。为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用影像讴歌新时代发展成就,4月24日,西北政法大学社区组织40多名社区摄影爱好者前往商洛丹凤开展“光影记录新时代·镜头拥抱好春光”主题摄影采风活动。 四月的棣花古镇,柳绿花红莺歌燕舞,处处洋溢着和暖的气息。大家纷纷举起手中的相机和手机,在烂漫春光中用镜头捕捉古镇在新时代下的崭新风貌。青砖黛瓦间绽放的春花、修缮一新的传统民居、游客脸上幸福的笑容,都成为摄影爱好者们重点记录的题材。 采风活动不仅为社区摄影爱好者提供了创作平台,用影像讲述着新时代的发展故事,同时也将满园春色尽收镜中,更让大家通过实地采风,深刻体会到在党的领导下,城乡面貌发生的新变化。参与者们纷纷表示,要用更多优秀摄影作品展现新时代的美好生活,记录伟大祖国的发展成就。 社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广泛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引导广大居民群众用艺术形式讴歌新时代,传播正能量,为社区文化建设注入新活力。(通讯员 金山) 责任编辑:汪瑢 【群众新闻网】西北政法大学社区举办居民摄影采风活动 https://www.sxdaily.com.cn/2025-04/27/content_11154742.html
近日,西北政法大学高级法律研修班2024年年会暨法治学院法律硕士教育学院校友分会成立仪式在学校雁塔校区人权研究院一楼报告厅举行,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范九利出席,副校长孙昊亮主持开幕式。 本次活动分为“校友分会成立仪式”“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高端论坛”和“高级法律研修班2024年年会”三个单元。 范九利表示,学校积极推进法治建设,为社会输送德法兼修的高素质法律人才。校友分会在促进交流合作、助力母校及法治事业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本次活动为参与者搭建了宝贵的学习与交流平台,进一步展示了学校在法治教育领域的深远思考和积极探索,为法律从业者提供了前沿的学术视野和实践指导,有力地促进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交流和发展。 学校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处长、校友总会秘书长刘霖杰,党委研工部副部长、研究生院副院长赵彩如分别介绍了校友分会情况和研究生培养情况。开幕式后,法治学院法律硕士教育学院院长陈玺主持校友分会成立仪式,西北政法大学强力教授作主题演讲。 【民生网】西北政法大学校友分会成立仪式举办http://www.msweekly.com/mobile/show.html?id=165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