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新质生产力由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推动,是借助科技创新驱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的生产力形态和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能,具有新技术、高质量等特征,显示出推动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迭代、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以提升产业竞争优势,以及形成创新、科技、产业紧密结合的经济发展体系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和现代科技正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且,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在理论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同新时代我国生产力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标准。唯物辩证法揭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基础。法律制度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好的法律制度将赋能新质生产力高效发展,顺应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要求,及时回应提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新兴产业需要,调整由新质生产力发展而新增的各类法律关系,对合法合规的市场行为予以肯定评价,并规范妨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违规行为,指引市场主体按照新发展要求开展商事活动,形成和保护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市场秩序,以积极有为的法律服务,促进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当前,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要实现对新质生产力全链条保护。 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持续新增“四新经济”公司。新质生产力依托“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经济形态,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新工业革命以及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背景下,以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嵌入和深化应用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根本导向,以技术创新、应用创新、模式创新为内核并相互融合的新型经济形态。“四新经济”公司是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市场由市场主体构成、塑造和决定,而“四新经济”公司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是新兴市场能否发展和发展如何的前提性命题。 经济法赋予国家主体和政府部门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职能,因而要充分发挥监管职能,克服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合理制定市场准入机制,完善市场退出机制,保障市场活力,推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四新经济”市场。首先,要落实市场准入“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要求,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严禁各地区各部门自行发布具有市场准入性质的负面清单,维护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统一性、严肃性、权威性。研究完善市场准入效能评估指标,稳步开展市场准入效能评估。其次,要实行公平竞争制度。健全公平竞争制度框架和政策实施机制,建立公平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保障机制,优化完善产业政策实施方式,要坚持在对市场主体平等对待基础上,将金融支持、税收优惠、政策扶持向“四新经济”公司适当倾斜。 持续法律制度供给,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是“以新促质”,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因此,要以完备的法律法规和有力的司法服务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新产业新模式提供完备法律制度供给。一是严格落实反垄断法,以提升“创新”价值保护力度。法律制度需与经济发展保持协调,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加大对创新的关注和投入。2022年8月1日起施行的反垄断法,首次将“创新”作为法律目标,并在第一章第一条中增加了“鼓励创新”的表述。“鼓励创新”被法律确认和保护,是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法律保障。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将有助于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二是修订法律制度,以应对弥补新兴法律问题。新质生产力在不断发展中必将出现现有法律制度无法妥善解决的问题。针对因新行业而产生的网络平台用工等问题,以及因信息技术产生的数据确权问题、数据可携带问题,数据与个人隐私的界限问题,将成为我们需要面对的新课题,需要出台、修改、解释相应法律制度,以解决新兴法律问题。三是完善法律制度,以应对调整新型经济关系。新质生产力具有新技术、新产业特点,必将创设出新的法律关系。针对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的生产、运用和保护,应当建立健全相关标准体系;要强化数字经济法治保障;在网络平台、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领域,增加立法供给,对算法技术、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自动驾驶等新技术、新领域要适当进行前瞻性立法;要加强制定信息流动、数据安全、数据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法律规制;完善统一大市场、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构建,推动市场和政府有机结合。 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形成国际竞争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就是推动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数字经济、知识经济、新技术的发展催生了许多新经济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要聚焦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持续优化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 一是面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要推进知识产权制度不断完善,助力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技术是知识产权的密集区,要明确新主体的权利义务内容和权利保护措施,以及更新法律保护机制。要根据新质生产力的特殊性、技术性,推出有关大数据、人工智能、新商业模式的相关指引,做到全流程监管,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效。 二是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要积极与国际接轨,同时形成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的新标准,增强在全球知识产权领域的话语权。要合理定位四级法院知识产权审判职能,提升新质生产力相关知识产权纠纷审判质效。要建成全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平台,推进综合行政执法,加强海关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违法行为。 三是在新质生产力下,要促使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更加健全,有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让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进一步激发新质生产力,让新质生产力切实成为新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西部法制报】倪楠:法治护航鼓励创新 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https://mp.weixin./s/Nq67Fln9NtuhAeJBlFVfdQ
2024-05-15“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西北政法大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自觉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推动书香校园建设,提升文化育人软实力,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有力支撑。 营造“悦读”氛围,深耕书香品牌 “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为了更好滋养学生心灵,引导学生成为“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终身学习者,学校每年举办大学生读书节。通过开展经典诵读大赛、读书讲坛、最受学生喜欢的老师百本经典书目推荐、读书笔记评选等数十项形式丰富、内涵深刻的活动,引导青年学子汲取智慧力量、陶冶道德情操、涵养家国情怀、筑牢理想信念,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组织开展“青椒悦读”主题读书沙龙活动,邀请优秀青年教师和学生面对面交流,分享阅读体会。该活动已经持续开展217期,激发吸引了更多年轻人投入经典文化的怀抱。 用好红色经典,厚植家国情怀 从延安精神、西迁精神,到新时代北斗精神、丝路精神……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时代新人成长提供了坚实支撑。学校以传承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以涵养家国情怀为目标,以理想信念教育为内核,结合世界读书日等时间节点,开展红色经典阅读推广活动、“习近平总书记的读书观”系列讲座等活动,引导学生读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学院设置“红色读书角”,向师生宣讲《雷锋的故事》《吃水不忘挖井人》等红色故事。以红色经典点亮课堂内外,使青年学子立下为国家、为民族作出更大贡献的鸿鹄之志,成为可堪大任的国之栋梁。 邀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陕西作家陈彦来校座谈,与师生分享《大树西迁》《西京故事》《装台》《主角》《喜剧》等作品的创作过程和心路历程。通过活动牵引,让更多学生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时刻铭记“为中华之复兴而读书”,“文化自觉”正一步步走来。 结合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开设“党史学习教育”图书专架,定期上架新购专题类图书,方便读者借阅。举办“品读·传承”红色经典图书展,内容涵盖党史教育、马哲理论、人物传记、文学作品等多个方面,吸引众多师生观看。 用好馆藏资源,强化科技赋能 经史典籍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文化根脉。作为陕西高校图书馆的古籍存藏单位之一,积极参与国家图书馆“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线上巡展活动;利用馆藏木刻本、手抄本等线装古籍、红色特藏等,组织开展“古册遗珍——馆藏特色文献展”主题书展、中国书籍装帧演变史展、传统拓印体验活动等,使广大师生能够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典籍蕴含的独特魅力,从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者与推广者。 从图书馆、宣传栏到文化墙……鼓励读书的环境已然构建,崇尚阅读的氛围正变得浓郁。为激励更多的同学走进图书馆,更好地发挥图书馆文献资源作用,学校与北京大学出版社、法律出版社等多家机构联合开展以“好书飨读者”“法律启迪智慧”等为主题的图书展,为书香校园建设赋能。 以“互联网+”思维加快书香校园建设。学校统筹推进数字图书馆建设,增加数字化阅读产物和服务供给,创新运用“师生点单”服务模式,通过线上线下的深度融合、资源共享,打通“以文育人”的“最后一公里”。 (西北政法大学 张佼) 【全国高校思政工作网】【中国周刊网】看得见法平如水 闻得见书香满园——西北政法大学以书香校园建设提升文化育人软实力https://www.sizhengwang.cn/a/dxjy_sxjy/240513/1780083.shtml http://www.chinaweekly.cn/html/sxzonghe/72205.html
2024-05-1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对于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为深入学习贯彻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党中央同意,自2024年4月至7月,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这是继2023年12月发布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之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次大规模、集中性、系统性、纵深化发展的党纪学习教育,也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党中央对《条例》进行第三次修订后,面向全党发出“全面从严治党越来越严、越往后执纪越严”的警示。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着重强调,“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个战略性问题”。深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无疑是对这一战略性问题的生动回答。 回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加强党纪学习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从严管党、从严治党的光荣传统和鲜明特色。在延安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发展壮大,党在明纪律严执纪、立制度定规矩、重垂范抓具体等方面获得长足发展,党纪学习教育作为党内集中性纪律教育的主要形式和重要载体,对于巩固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纯洁性、革命性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同时,延安时期党纪学习教育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自我革命提供了深厚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充分凸显了在不同时期的主题下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强化党纪学习教育的针对性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党员人数在曲折艰苦的长征中已骤减到原先的十分之一。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对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毛泽东同志指出:“提高老干部的程度,创造许多新的干部,这是大红军大战争面前的迫切任务。”伴随着中共中央吸纳大量青年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党员数量和军队人数得以迅速扩增。但彼时党的干部队伍素质与革命斗争发展需要之间存在直接矛盾,新、老干部在能力方面都暴露出较大问题——“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特别缺乏”。其中,新进党员未经系统规范的纪律教育培训,对于党的各项规章制度不够熟悉了解,党性修养和纪律意识亟待提高。一部分党员干部放松政治警觉,衍生出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和分散主义等错误思想倾向。1937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党员干部出现的这些错误思想倾向造成根据地内部在不同程度上暴露出纪律松散、贪腐严重等问题,对根据地政治社会稳定和革命事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解放日报》社论指出:“干部的品质,所关就已经不是一事之成败、一地之得失,而乃是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了。” 毛泽东同志分析指出,“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对此,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党纪学习教育为抓手,开展了系统全面深入的纪律教育,其直接目的就在于在全体党员中以党纪统一思想、以党纪锤炼党性、以党纪淬化精神,深化对加强党的纪律建设重要性和忽视党纪、违反党纪问题危害性的认识,强化全体党员遵守纪律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准确破解党的队伍建设中的难点、重点、关键点问题,促使全体党员自觉融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来。 强化党纪学习教育的实效性 “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延安时期的党纪学习教育以强化党的纪律为首要任务。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加强理论学习、严明党的纪律和统一。同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节的论述中明确提出加强党内纪律教育的问题,强调“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为此,中央专门成立党内教育管理机构,如干部教育部、高级学习小组和学习委员会等,积极创办了干部学校、高级研究班、在职干部培训班,并在课程中增加了诸如“党的建设”“军队政治工作”等内容,中央党校课程中还开设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党的基本组织原则》等专题。1940年1月和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相继发出《对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和《对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央宣传部颁布《对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对于抗日根据地在职干部教育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对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对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进行系统性安排部署,进一步增强了党员干部对党的纪律的深刻认识。 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对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在全党加强纪律教育,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1942年2月,毛泽东同志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和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其主要指向在于通过整顿党内作风强化党的队伍建设,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在中央党校参加学习的党员干部重点精读了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自己钻文件,又用文件钻自己”,采用逐字逐句地读,联系自己思想实际地读,联系党的历史、路线的读等方法,并通过组织漫谈会、小组谈论会、支部谈论会、答疑与考试等形式将个人自学与集中讨论结合起来,是这一时期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方法探索。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对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整风运动作为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强化了全体党员干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纪律要求的思想认识,促使党的纪律成为全党遵规守纪的高度自觉,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达到空前的团结统一。 强化党纪学习教育的警示性 延安时期党纪学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辅相成,总的实践倾向是坚持从重惩处、树立典型、形成震慑,促使党员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在1937年10月,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针对腐败现象时有发生的情况,1938年8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将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盗窃侵吞公有财物等10项行为定为贪污罪。1939年1月至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的三届参议会分别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等一系列法规条例。它们虽然各有侧重,但都将“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作为重要内容。根据上述相关法令,1939年5月,中央党务委员会向全党通报了开除不遵守党的纪律的刘力功党籍处分的决定。通报发出后,党中央要求各机关组织党员开展专题讨论活动,从刘力功案例中接受警示教育。陈云对此强调,“不仅在课堂上要教育党员遵守纪律,而且要在每个具体违犯纪律的问题上给以纪律的教育”。 1940年陕甘宁边区党委在《对于开除党员党籍问题的决定》中规定:违纪党员,不论出身如何,党龄长短,贡献大小,一律依纪严惩不贷。1942年1月15日,林伯渠亲自处理了边区税务总局科员冯维贤与现役军人郭树华贩藏烟土一百七十五两的案件,将其依法撤职查办。林伯渠指出,“如政府机关藏此败类,贻害匪浅”,并希望通过这一案件“以期惩一儆百,并应以此教育所有同志,以造成廉洁奉公之美德”。曾是八路军合作社副主任的赵文源对婚姻问题缺乏正确态度,结婚时不报告党组织,婚后虐待妻子,雇工人打窑洞时扣工人工资,结婚私用公款四百二十元。党组织在进行谈话教育无效后对其进行处分。1943年6月22日,第十八集团军总支委员会发出《对于开除赵文源党籍的决定》。再如,肖玉璧在担任陕西省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时,与他人合伙做生意,甚至将根据地奇缺的粮、油卖给国民党军队,贪污公款三千零五十块大洋。案发后,边区政府依法判处其死刑。通过法治实践,使全体党员明确了党规党纪的权威性与严肃性,推动党内形成知敬畏、严纪律、守规矩的清风正气。 强化党纪学习教育的规范性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注重完善组织建设,为党纪学习教育的长期性、稳定性、规范性奠定了坚实基础。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对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对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规定,强调要把纪律教育作为“党的建设的一课”,对中央领导机构和地方各级党委的组织机构、职责任务等内容作出详细规定,尤其强调了对党内领导干部的纪律约束;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则对党内政治生活中“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进行了阐释,明确规定“党的民主集中制”是最根本的组织纪律,规范了党的领导制度、工作制度以及纪律制度。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对于巩固党的决定》,该决定指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党的组织。而巩固党的中心一环,是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同时,必须建立新老干部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的和谐关系,巩固党内团结和组织纪律。1941年2月和5月,党中央分别颁布的《对于发表有全国意义的通电、宣言与对内指示的规定》《对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是延安时期对于党内规范宣传教育方面的主要规定,强调了正确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纪律要求,确保全党上下步调一致。同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对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明了不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的具体表现,指出党内要严格遵守“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1945年5月,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作了《对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指出“党章,党的法规,不仅是要规定党的基本原则,而且要根据这些原则规定党的组织之实际行动的方法,规定党的组织形式与党的内部生活的规则。” 延安时期的党纪学习教育为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新时代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启示意义。重视党纪学习教育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色,是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成效的基础性工程和重要保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深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这是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激发共产党员崇高理想追求的必然之举,也是我们持续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有效手段。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研究”(22&ZD025)的阶段性成果] 【人民法院报】李伟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实践经验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4-05/10/content_239693.htm?div=-1
2024-05-10一、引言:教育信息化浪潮中的西法大 在教育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西北政法大学积极响应国家大数据战略和教育信息化的号召,抢抓数字化校园建设的黄金时期。“十四五”以来,学校高度重视数字化建设工作,依托国家大数据战略和教育信息化的政策背景,筹措专项建设资金,顺利启动了数字化校园建设项目。在学校各部门的通力合作下,实现了数据融合、治理及应用的重要突破,推进了教育治理现代化,提升了教育教学质量和管理效率,为学校教学、科研、管理等领域的数字化全面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数字化校园建设核心内容 1.数据治理体系的完善与提升 通过两年的智慧校园建设,学校建立了一个深度的数据治理体系,涵盖数据的标准化采集、清洗、整合、服务和分析全链条。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数据的准确性和可用性,也为数据资源的共享和交换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认证机制与数据安全新举措 学校重视数据的安全性和保密性,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数据安全管理体系。所有数据均经过严格的认证流程,确保数据的安全存储和传输,有效防御了网络攻击,防范了数据泄露的风险;同时通过数据确权机制,明确了数据权责,完善了数据调用的审批流程,进一步加强了数据在生产实践中的安全性。 3.技术平台与基础设施的升级 为支撑数据治理和认证,学校选用了最新的大数据技术产物,包括但不限于数据集成共享平台、数据治理平台、大数据计算和数据仓库等。随着这些技术产物的建设与应用,不仅提升了数据处理的效率和质量,也为今后的数据应用和服务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跨部门合作与信息资源的整合 跨部门合作与信息共享:实现了校内外信息资源的整合共享,打破了数据孤岛,建立起了以数据为中心的校园信息生态系统。通过跨部门的合作和信息共享,优化了校园管理流程,提升了教学科研工作的效率。 5.用户体验与服务的持续优化 通过构建统一的数据服务平台和应用门户,为用户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数据服务。这些服务覆盖了学生管理、教务管理、科研管理等多个方面,极大地提升了师生的信息化使用体验,目前已实现面向师生的各类查询应用、身份授权的自动化下发、个人数据画像、在线请销假、考核聘用及非涉密档案调用等功能。 三、建设成效与未来展望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学校深刻理解并贯彻了国家和省教育厅的相关政策精神,确保了项目建设的正确方向和高质量完成。随着数字化校园建设项目的成功实施,西北政法大学在数据治理和认证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未来,学校将继续深化数据治理,拓展数据应用场景,利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先进技术进一步提升数据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为师生提供更为丰富、便捷的数字化服务,助力学校教育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创新发展。 西北政法大学的数字化校园建设,是在国家数字化建设战略和教育信息化政策指导下,依托先进技术和校企合作实现的重要成果。通过数据在融合、治理和场景应用方面的深入建设,学校不仅提升了数据管理和使用的效率,也为构建智慧校园和推进教育现代化提供了坚实基础。随着数字化校园建设的不断深入,西北政法大学将在教育信息化道路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为构建更加开放、共享、安全、智能的数字化校园做出更大努力,为助力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贡献重要力量。 西北政法大学统一身份认证页面 西北政法大学数据门户 西北政法大学数据一览 【陕西省教育信息化】深化数字校园建设,引领教育智变新篇章https://mp.weixin./s/gUMP543dn_Ept86F-1A3Aw
2024-05-07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大创新发展,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信息时代的“时”与“势”,高度重视网络法治工作,将依法治网纳入全面依法治国和网络强国建设全局,围绕依法治网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多次作出重要论述、提出明确要求。这一思想为维护网络安全、建设网络安全体系等提供了方向指引。 随着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互联网对人类社会发挥更大促进作用。与此同时,网络领域的问题也日益凸显,网络犯罪、网络监听、网络攻击等时有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和信息安全牵涉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我们面临的新的综合性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网络安全工作作出一系列新部署新要求,我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事业取得重大成就,党对网信工作的领导全面加强,网络空间主流思想舆论巩固壮大,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基本建成,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持续提升,网信领域科技自立自强步伐加快,信息化驱动引领作用有效发挥,网络空间法治化程度不断提高,网络空间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明显增强,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新时代,我国网络安全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的引领领航掌舵,在于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 高度重视网络安全 总体国家安全观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是一种大安全观。网络安全既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非传统安全的典型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网络安全既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深刻影响其他领域的安全。在信息时代,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政治安全、国土安全都与网络安全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网络安全已成为我国面临的最复杂、最现实、最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之一,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新的综合性挑战。它不仅是网络本身的安全,而且关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国家安全在网络空间中的具体体现,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网络安全,必须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有“大安全”意识,要把安全理念贯穿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各领域、各方面与各环节。要坚持系统观念,系统分析国家安全形势,全面评估安全风险,整体谋划安全策略,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为网络强国建设提供坚强思想保障。 维护网络安全具有迫切性,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经济、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新应用快速发展,催生一系列新业态新模式,但相关法律制度还存在时间差、空白区。网络犯罪已成为危害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网络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等的重要风险之一。”因此,我国必须坚持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和威優能力。 维护网络安全是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需求。一方面,网络安全是新安全格局的关键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强化经济、重大基础设施、金融、网络、数据、生物、资源、核、太空、海洋等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是新征程上顺应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网络安全是新发展格局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面对安全风险交织叠加的新形势,必须统筹兼顾、综合施策、提前预判、系统部署。 推进网络安全治理是推动国家安全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一方面,筑牢网络安全防线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网络空间不仅成为各类网络攻击与安全威胁的第一战场,也是推进社会治理的重要场域。另一方面,网络安全是信息化协同发展的必要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信息化为我国抢占新一轮发展制高点、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提供了有利契机,需要统一谋划和部署。网络安全为信息化协同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因此,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我们必须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坚定不移推进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治理,切实维护国家安全。 坚定不移走依法治网之路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是信息文明时代的厚重基石。“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数千年中华文明演进和兴衰交替,反复证明和诠释了这一朴素而深刻的道理。新时代我国网络法治建设,立足自身发展实际,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不断探索,守正创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网治网之路,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就,为网络强国建设、强化网络安全、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网络安全法既设定了网络运行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基本制度,也为建立健全相关方面的具体管理制度提供了基础性法律依据。网络安全法的出台,顺应了网络空间安全化、法治化的发展趋势,开启了依法治网的新阶段。 夯实网络空间法制基础。法律是治国重器,良法是善治前提。我国需要划定网络安全红线,对威胁网络安全的行为给予精准高效的打击。通过制定国家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系统构建网络安全法律制度,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有效应对网络安全风险。 捍卫网络空间公平正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国坚持司法公正、司法为民,积极回应网络时代司法需求,运用网络信息技术赋能传统司法,完善网络空间主体权益,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坚持建管用并重、兴利与除弊统一,体现了对网络内容建设管理工作规律的深刻把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网上正面宣传引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网上宣传,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提高网络综合治理效能,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坚持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推进依法治网,是完善国家治理的新领域、全面依法治国的新课题、互联网发展管理的新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依法治网作为基础性手段,加快制定完善网络法律法规,加大网络执法力度,深入开展网络普法工作,持续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进程,确保互联网始终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维护网络安全是全社会共同责任,需要政府、公司、社会组织、广大网民共同参与,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同时,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作为网络安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国的网络安全建设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凝聚最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坚决打击破坏网络安全的行为,营造安全、公平、健康、文明、清朗的网络空间。 国家网络安全工作要维护公民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要坚持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良性生态。要坚持促进发展和依法管理相统一,既大力培育人工智能、物联网、下一代通信网络等新技术新应用,又积极利用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引导新技术应用。要坚持安全可控和开放创新并重,立足于开放环境,维护网络安全,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加强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防护,加强网络安全信息统筹机制、手段、平台建设,加强网络安全事件应急指挥能力建设,积极发展网络安全产业,做到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主管部门履行好监管责任,要依法严厉打击网络黑客、电信网络诈骗、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等违法犯罪行为,切断网络犯罪利益链条,持续形成高压态势,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要深入开展网络安全知识技能宣传普及,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 依靠人民维护网络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和全过程,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务、社会事务,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人民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依靠力量,也是维护网络安全的重要依靠力量。加深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内容,及时向人们普及最新的网络信息安全、网络数据安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及网络设施安全等网络安全知识,让人们对网络安全有更全面、深刻的认识。拓宽网络安全宣传教育渠道,多措并举、扎实推进,以百姓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网络安全理念、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推广网络安全技能,广泛开展网络安全进社区、进农村、进公司、进机关、进校园、进军营、进家庭等活动,有力推动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的提升,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共同维护网络安全的良好氛围。同时,优化网络安全宣传教育方式,坚持网络安全理论与网络安全实践相结合,针对不同人群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在头脑中真正筑起网络安全的“防火墙”。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 【中国社会科学报】张荣刚:以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网络安全治理 https://epaper.csstoday.net/epaper/read.do?m=i&iid=6811&eid=48825&sid=225981&idate=12_2024-05-06
2024-05-06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的现实要求。全面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可有效促进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有利于积极应对全球经济、产业、投资、贸易、供应链格局深刻调整,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物质技术基础。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促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持续增强产业体系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需深刻理解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大意义,结合国内国际形势,明确着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主攻方向。 注重要素协同,打造产业创新生态体系。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在科技创新上,整合各类优势科教资源,构建研发机构、领军公司、行业协会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创新生态体系,建立健全以市场为导向的科研成果转化激励机制,进一步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在现代金融领域,着力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畅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完善机构定位,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严格中小金融机构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强化市场规则,打造规则统一、监管协同的金融市场。在人力资源方面,推动进一步开放,引进产业发展急需的领军人才及其团队,建立健全多层次培训体系。 以数字化为牵引,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数字化是全球经济转型的大势所趋,应重点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制造业领域的应用和创新,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服务业深度融合,助推产业数字化发展。积极推进以数字技术为引领的产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培育并支持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努力推进数字产业化进程。进一步推动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实现产业数字化,运用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整合、提升,以智能制造为重点推动公司和行业数字化转型。以生态建构为重点推动园区数字化转型,打造良性循环的数字化生态,实现生产力水平跨越式提升,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强化安全协同,推动产业开放发展。支持优势公司、相关机构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技术标准制定以及国际联合研发与合作创新,提高国际话语权。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顺应经济全球化横向分工区域化集聚的趋势,加快构建更加稳定、畅通、基于比较优势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提升中国产业的全球影响力。建立健全产业安全预测预警系统,构建具有辅助决策、数据共享、通信指挥等功能的应急响应综合平台,在增强产业发展韧性的同时提高产业安全保障能力,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提供支撑。 (作者系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经济日报】王静:全面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 https://proapi.jingjiribao.cn/readnews.html?id=305084
2024-05-01如今,网上购物已经成为重要的消费方式,无论是电商经营者、消费者,还是整个网络消费市场,都变得愈加成熟和完善,但依然存在“刷单炒信”“强制搭售”“大数据杀熟”“自动续费”“无理由退货”等现象,针对这些问题,即将实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也做了明确规定。我校民商法学院副教授国瀚文对此话题进行解读。
2024-04-20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公告,就对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对于假离婚、直播打赏、房屋归属等热点问题都有了明确的处理意见。我校民商法学院副教授郝佳对此话题进行解读。
2024-04-184月15日,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联合西安市雁塔区司法局长延堡司法所、西北政法大学社区、航天六院社区、紫郡长安北社区和雁南中学等单位共同开展“总体国家安全观·创新引领10周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七进”宣讲活动,普及国家安全知识,提升全民国家安全意识。 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教育宣讲团学生宣讲员和社区工作者深入机关、公司、社区、工地、学校、超市,通过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咨询台、专题讲座和网络宣传等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国家安全教育宣讲与普法宣传活动。 在社区和商超宣讲活动中,宣讲小组与居民群众面对面交流,详细介绍了国家安全法律法规,防范电信诈骗,就大家关心的法律难题进行了专业解答。 在公司和建筑工地现场,宣讲小组详细讲解了安全生产知识,阐述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并重点强调了施工现场常见的安全隐患及预防措施。宣讲小组通过生动的案例分析和实用的操作指导,帮助建筑工人们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对于个人和公司的重大意义。在雁南中学,宣讲员围绕学生关心的“网络安全”进行专题讲解,为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活泼的国家安全教育课。 通过活动的开展,西北政法大学广大干部、职工、学生和居民群众深刻地认识国家安全形势,提升国家安全意识,增强国家安全使命,营造了“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浓厚氛围。 (通讯员 金山) 【群众新闻网】西北政法大学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七进”宣讲活动 https://www.sxdaily.com.cn/2024-04/17/content_10657310.html
2024-04-17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作风建设的实践探索 李伟弟 郑怡琳 1942年至1943年,张闻天(左六)率农村工作调查团进行“晋陕调查”。 资料图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执政党如果不注重作风建设,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就有失去民心、丧失政权的危险。”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对于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通知》,明确提出“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动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加强作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题中之义,更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保障。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并将其视为队伍建设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本文介绍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开展作风建设的实践探索。 以重视思想教育引领党的作风 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开展自我革命的重要举措,对于提升党员党性修养、强化作风建设至关重要。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延安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峻的革命形势和生存危机。对此,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对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强调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随后在形势与政策的推动下,党员队伍迅速扩大。据统计,截至1938年底,全国党员人数已达到50多万人。然而,由于党员大部分出身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思想认识上存留着不同程度的自由主义、利己主义、宗派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并且伴随党的发展过程,由作风不正、不实、不严所滋生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贪污腐化等错误倾向也开始显现。面对党内存在的诸多问题,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应在各方面起先锋模范作用,“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毛泽东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目的在于全党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提升党员的政治修养和理论水平。会后,中共中央以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和改造为主要内容,掀起了全党范围内的学习热潮。1939年2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干部教育部,任命张闻天为部长、李维汉为副部长。同年5月,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学习动员大会,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随后,中共中央相继出台《对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对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共中央对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和指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内容、方式、形式等做出明确规定,为理论学习的有效开展提供了重要保证。在这一时期,大批党员干部通过学习教育树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克服不良作风筑牢了思想根基。1942年至1945年,中共中央在全党范围内进一步开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即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以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为核心内容,通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系统纠正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倾向,为确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基础。尤为重要的是,党在此运动中所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更是党在作风建设实践方面凝结的宝贵资源,成为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思想武器。 以完善法律法规规范党的作风 以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来强化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中国共产党开展作风建设的有力支撑和重要遵循。延安时期,党内滋生出的诸如特权、腐败等不良作风倾向随着党的管辖区域和政令执行边界的不断拓展,对党的革命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因此,党中央将惩治贪污腐化行为、加强廉政建设作为整饬作风的主要着力点,并通过制定实施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来为其提供保障。如1939年4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在民权主义部分中明确要求“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1941年5月公布实施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进一步规定,要“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1943年2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在“厉行节约”章节中,着重强调“坚持廉洁节约作风,严厉反对贪污腐化现象”。在同年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中,更是明确规定了“积极负责,发扬创造精神”“公正廉洁,奉公守法”等干部准则。上述法律法规涵盖了宪法性规章、政府规定、行为公约等多个层面,不仅从不同角度对惩治贪污腐败、规范干部行为作出规定,更以其法律价值与效力,有力地加强了党的作风建设。除此之外,党中央还制定颁布了专门预防惩治腐败的专门性法律。如1938年8月,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这一条例明确规定了贪污的标准及惩戒力度。次年5月,边区政府又公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其中明确规定“贪污数目在一千元以上者处死刑”;“贪污数目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五年以上之有期徒刑或死刑”;“贪污数目在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者,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一百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苦役”。同时,对于犯本条例之罪者的惩处执行,也从以前“由地方法庭审判,呈边区高等法院核准后执行之”转变为“由司法机关审理执行”。这一转变使得审判执行流程得到简化,惩治效率得到提升,边区法律在预防和打击贪污腐败行为方面更具有实操性与威慑性。同时,上述法律法规的制定进一步凸显了党中央对惩治贪污工作的高度重视,更有力维护了党员干部的作风建设和构建边区政府的良好政治生态。 以开展民主监督推进党的作风 开展民主监督是加强作风建设的有力工具与关键手段。正如毛泽东所着重强调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延安时期,面对复杂的革命形势与自身发展需求,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民主监督的重要性,通过积极主动开展多种民主监督方式,全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以人民立场推动党的作风建设持续向好。如《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第十三条规定,“建立便利人民的司法制度,保障人民有检举与告发任何工作人员的罪行之自由”。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除了规定人民依法享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外,还强调“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1942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实施的《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中规定,“人民利益如受损害时有用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1946年4月实施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从根本法的层面也对此内容进行了强调,即“人民有不论用任何方法控告失职的任何公务人员之权”。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构建了全面的监督体系,主要包括党内和行政监督、参议会监督和检察机关的监督等类型,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多重保障。如在党内和行政监督方面,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做出《对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明确规定在区党委之下设监察委员会,并对监察委员会的职能做出了具体规定。同时,边区政府通过审计处及行政监督专员公署开展监督工作。在参议会监督方面,1939年,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一届一次会议上着重指出参议会有权监督、弹劾边区各级政府、司法机关的公务人员。1941年颁布实施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以明确的法律条文形式赋予边区参议会具有“监察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司法机关之公务人员”的职权,为参议会监督提供了法律保障,使其监督行为有法可依。在检察机关监督方面,1939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规定:“高等法院检察处,设检察长及检察员,独立行使其检察职权。”检察机关除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外,在检举政务人员的贪污受贿行为方面具有重要职能。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构建起了一套全方位、多层次、多维度的监督体系,推动党的作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确保了党的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行。 以深入调查研究转变党的作风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更是党在转变作风进程中的基础一环。正如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开篇所强调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内外环境极为复杂,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作风亟需纠正。对此,中国共产党将调查研究作为加强作风建设的工作方法。一方面,为保障调查研究工作的有序推进,中国共产党设立专门的调查研究机关。如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对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对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这两个“决定”明确规定各级党委和各根据地高级政府等都必须设立调查研究机关。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由毛泽东兼任局长、任弼时任副局长。次年3月,中央书记处发出《对于检查调查研究决定执行程度的通知》,要求各地对调查研究的落实情况展开全面、细致的检查,认真评定总结后电告中央。这一系列举措充分体现出党对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视,有效推动了调查研究工作的实际效果。另一方面,党员领导干部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积极投身调查研究工作。如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以张闻天为主要代表的延安农村调查团,深入陕北、晋西北开展农村调查研究,并在撰写的《出发归来记》调研报告中总结了调查研究的经验和方法。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也多次赴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在1941年12月至1943年5月,林伯渠带领调查团前往甘泉、富县、志丹等地进行实地走访。通过调查研究,林伯渠不仅深入了解到边区农民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而且在群众中广泛征集解决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的办法。此外,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中明确规定,陕甘宁政务人员必须要做到“调查研究,深入检查,总结经验”,这使得政务人员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有据可依、有令可循,切实改善了党的工作方式,赢得了人民的拥护,进一步推动了党的作风建设与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等要求紧密相连。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作风建设的实践探索,不仅使中国共产党凝聚起了强大的民心,更以“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实施效果。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牢记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吃透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把握相关纪律处分条规,为查摆问题、集中整治打牢思想政治基础;应坚持标本兼治、常抓不懈,持之以恒推动作风建设朝着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的方向稳步迈进,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优良的作风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前进,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研究”(22&ZD025),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团组织建设经验及其当代启示研究》(20CDJ005)的阶段性成果】 【人民法院报】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作风建设的实践探索https://rmfyb.chinacourt.org/content/202504/18/article_971984_1391020623_5996048.html
春风拂古镇,光影映笑颜。为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用影像讴歌新时代发展成就,4月24日,西北政法大学社区组织40多名社区摄影爱好者前往商洛丹凤开展“光影记录新时代·镜头拥抱好春光”主题摄影采风活动。 四月的棣花古镇,柳绿花红莺歌燕舞,处处洋溢着和暖的气息。大家纷纷举起手中的相机和手机,在烂漫春光中用镜头捕捉古镇在新时代下的崭新风貌。青砖黛瓦间绽放的春花、修缮一新的传统民居、游客脸上幸福的笑容,都成为摄影爱好者们重点记录的题材。 采风活动不仅为社区摄影爱好者提供了创作平台,用影像讲述着新时代的发展故事,同时也将满园春色尽收镜中,更让大家通过实地采风,深刻体会到在党的领导下,城乡面貌发生的新变化。参与者们纷纷表示,要用更多优秀摄影作品展现新时代的美好生活,记录伟大祖国的发展成就。 社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广泛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引导广大居民群众用艺术形式讴歌新时代,传播正能量,为社区文化建设注入新活力。(通讯员 金山) 责任编辑:汪瑢 【群众新闻网】西北政法大学社区举办居民摄影采风活动 https://www.sxdaily.com.cn/2025-04/27/content_11154742.html
近日,西北政法大学高级法律研修班2024年年会暨法治学院法律硕士教育学院校友分会成立仪式在学校雁塔校区人权研究院一楼报告厅举行,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范九利出席,副校长孙昊亮主持开幕式。 本次活动分为“校友分会成立仪式”“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高端论坛”和“高级法律研修班2024年年会”三个单元。 范九利表示,学校积极推进法治建设,为社会输送德法兼修的高素质法律人才。校友分会在促进交流合作、助力母校及法治事业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本次活动为参与者搭建了宝贵的学习与交流平台,进一步展示了学校在法治教育领域的深远思考和积极探索,为法律从业者提供了前沿的学术视野和实践指导,有力地促进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交流和发展。 学校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处长、校友总会秘书长刘霖杰,党委研工部副部长、研究生院副院长赵彩如分别介绍了校友分会情况和研究生培养情况。开幕式后,法治学院法律硕士教育学院院长陈玺主持校友分会成立仪式,西北政法大学强力教授作主题演讲。 【民生网】西北政法大学校友分会成立仪式举办http://www.msweekly.com/mobile/show.html?id=165906